党史知识(二)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发动全民，在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之举。这场运动开创了５０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反”运动之缘起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边谈边打的局面，经济财政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而战争的继续耗资巨大(约占年度财政支出的 ５０%)，国民经济建设又刻不容缓，这就给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出路又何在?恰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１０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同月２３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也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立即开展一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经济建设。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据１９５２年１月９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报告：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以来的一个月中，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２７个单位中已发现的贪污人数达１６７０人；浪费现象也相当惊人，仅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１９５１年一年内因管理不善，就损失汽油７０００余吨；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国家投资４０００多亿元（旧币，下同），因计划不周，施工马虎，工厂建筑尚未完工，所有厂房的２８９根柱子中已有２８０根不平衡下沉，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部化大公为小公，金额达７３０亿元；重工业部领导则有为下属厂假造开支５０３亿元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贸易部向苏联订购牲畜防疫药时，将３吨误写为３００吨，将出口订货单中的“米茶砖”误译为“黑茶砖”，各级领导审批时都未发现问题，致使造成损失６２亿元。根据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说：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面，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１年１月到１１月在华东一级司法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１７９起，贪污金额达２８８亿元。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１２４２亿元。上海国营各纺织厂从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６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１５００亿元。１９５１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存有严重官僚主义，造成１０００多万斤粳米霉烂变质。东北地区自１９５１年 ９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大量问题。如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即达 ５亿元；沈阳市仅工商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３６２９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
　　建国之初，“三害”的大量存在和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解放后党政军民机关留用了为数众多的旧人员，由于他们长期为旧中国官贵民贱、奢侈浪费、贪污腐化之风所浸染，积习颇深。解放后虽经教育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一有机会便旧病复发；有些人虽身在人民政府，但不思改悔，我行我素，利用各种方式肆意盗窃国家的财产；有些则是混进或受不法资本家派遣打入机关内部的“坐探”与“内线”，里通外联，狼狈为奸，时刻寻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据有关部门统计，从建国到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的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竟占贪污人数的９９％。其次，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许多不法之徒往往采取阿谀奉承、请客送礼、金钱美女引诱等手段，对党政机关干部进行腐蚀拉拢，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成为糖衣炮弹的俘虏。第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城市，由在野党成了执政党。随着形势、环境、地位的变化，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因而“坐衙”当权，疏于政事，玩忽职守，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滋长，或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蜕化变质。曾震动全国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突出的典型。刘、张二人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进城之后，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利欲薰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他们利用职权，侵吞公款；勾结奸商，投机倒把；私设“建筑公司”，非法牟取暴利；甚至盘剥民工，克扣灾区救济粮款，共贪污１７１亿余元巨款，供其挥霍享受，由革命的功臣堕落为人民的罪人。另据平原省１９５１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处理的违法乱纪干部中，贪污受贿者占６５％。由此可见，“三害”在党政军民机关也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概述了揭露出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及开展这一斗争的经验，提出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反贪污腐化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带头层层做自我批评；组织工作组深入下去检查督促等。中央对东北局的报告极为重视，于１１月２０日转发省（军）级党政军以上各级党委，并严肃指出：“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开展“三反”斗争问题。１１月２５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作１９５２年的重要任务之一。１１月３０日中央在转发西南地区报告的批语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１１月２９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的情况。这更加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于第二天转发各地，尖锐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从中央转发三个大区的报告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决策已酝酿成熟。

毛泽东亲自挂帅抓“三反”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展开“三反”运动的动员令，它对为什么必须进行“三反”及如何进行“三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决定》指出：在反贪污斗争中，必须同时反浪费和官僚主义。因为浪费与贪污虽属性质不同，但浪费造成的损失极大，又常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贿赂相接近；而官僚主义则是贪污、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不厌其详地进行宣传解释，使之充分地、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督促与检查，大力号召坦白和检举，严厉惩治一切贪污分子和严肃查处浪费、官僚主义问题。
　　运动发起之后，中央抓得非常紧，时刻注视着运动的进程，不间断地给予督促和指示。１２月４日，中央在转发北京市《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意见的报告》批语中指出：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在三个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要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的群众，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分子，并责成各级领导在一个月内，务必向中央作出开展运动的第一次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处；凡推迟报告者，必须申明理由。１２月 ８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应把三反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１２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再次重申：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及所属的一切机关工作部门，在１９５２年４月份之前，均应每月分别向中央作一次“三反”斗争情报的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各级领导同志对这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实行奖励和惩处。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党委必须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召开干部会，限期展开斗争，并报告中央，如有违者，不管是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并规定在目前三反斗争紧张的时期，各大区负责同志每三天至五天向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报告一次运动进展情况。由此可见，中央对进行“三反”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
　　自《决定》下发后，许多部门都行动起来了。为了推动运动发展，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下午召开了党政军各部门处长以上数百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中节委主任薄一波、中央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安子文宣布中央决定和作动员报告，限期１月１日至１０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必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１月１１日送来报告。如有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局长、处长、科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了几个部是做得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许多部是落后的，同时宣布撤消几个单位领导运动不力的负责人的职务。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就连夜开会，元旦也整日开会，许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了，连戏也顾不上看。１月９日，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中央、华北及北京、天津两市的高级干部及各界代表人物２３００余人，在北京召开“三反”动员大会，亲自作动员，并让薄一波在会上作了《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经过动员，中央机关的“三反”斗争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极为重视，不仅对各级抓得非常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经常亲临中节委，参加会议，听取汇报，掌握全国情况。为了统揽全局，加强指导，毛泽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批阅各地报告，代中央起草决议、指示、批语、电报、信件等。整个“三反”运动期间，这样的文件就达 ２３３ 件之多。毛泽东不仅亲自制定方针政策，而且亲自督办落实；不仅具体交待任务，而且明确指示办法，他非常重视各级领导亲自抓这一条，对好的及时加以肯定和推广，对差的给以严肃的批评和纠正。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毛泽东在批转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时，认为习仲勋亲自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认真分析贪污浪费现象，明确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利用整风方式迅速开展“三反”斗争的做法非常好。并说，中央由薄一波负责，北京市由彭真负责，东北由高岗负责，都亲自动手，已发动起来了，望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都要注意此种经验，抽出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会，斗争就可以展开。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亲临“三反”斗争第一线，他坚决为群众撑腰，并指示各单位领导：必须扫清运动的绊脚石，要把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当作衡量运动好坏的一个标准。当他发现建筑工作中有许多浪费现象时，就带工作组深入下去，用２０多天时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发现问题，立即命令检讨改正。毛泽东在看到有关贺龙抓“三反”斗争的通报后，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指示各中央局及大军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１９５２年１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成绩。同日，毛泽东又收到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同志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电报，毛泽东觉得他们的行动稍缓，即于元旦凌晨２点起草复电，指示他∶对所属各军区的“三反”斗争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要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毛泽东还将来电中不妥之处加以修改，并指示派专人连夜乘飞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毛泽东在批转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时，又指示各中央局及大军区：对“三反”运动“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在毛泽东的督促与指示下，各级领导都动员起来了，不仅亲自抓，而且带头检查作自我批评，为机关干部和群众做出榜样，使运动很快出现高潮。
　　全国各地为大张旗鼓地深入开展“三反”斗争，还十分注意宣传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并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广大群众纷纷起来，用口头或书面、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大胆检举贪污分子，积极揭发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随着“三反”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发现，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行为，大多数都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五毒”进攻有关。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大中城市迅即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展开一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三反”斗争。“五反”与“三反”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也十分有利于揭露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
　　为了通过“三反”斗争，以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及作风建设，１９５２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相结合进行的指示》，强调指出：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全面的、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这样，“三反”运动就与整党、机关建设、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三反”与整党的结合，对于增强党员拒腐蚀防变的能力、强健党的肌体、纯洁党的队伍、净化党的风气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搜寻“大老虎”
　　１９５２年１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普遍展开后，经过领导带头检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号召有贪污行为者积极坦白，“三害”问题的基本情况已大体清楚。运动本着“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所谓打“大老虎”阶段。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于１９５２年１月３０日在中财委党组会上作打虎总结报告时，曾提出判定“大老虎”的六条标准：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等。嗣后，李富春将这六条向中央作了报告，２月２日毛泽东将李富春拟定的六条标准批转全国省（军）以上党政军各级党委参照执行。
　　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９日，中直机关总党委召开有１０００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会后，薄一波将中央机关“三反”斗争情况及今后的意见与应注意的几个政策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并于第二天批转各地参照执行。１月２３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都必定有大贪污犯，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第二天，又指示各地：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１００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２月４日，又向党政军各级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２ 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对《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因此要增加打虎的勇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同时，毛泽东还对各地打虎的计划、步骤、方法及进展情况，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及作出指示，对各地报上来的打虎预算数字也一一审核计算。
　　在毛泽东的严词督责和反复指示下，全国党政军各部门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大老虎”斗争。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打虎指标，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个单位的首长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上级领导立即派人复查，以此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督促认真组织和领导打虎斗争。
　　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些过火行为，如在打虎斗争一开始，就定出打老虎指标，并不切实际地向下层下达过高的打虎数目，以致发生强拉硬凑，或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因而伤害了一些好人。中央发现这些苗头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如１９５２年２月９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关于打虎计划报告》的批语中曾指出：个别单位已发现用逼供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这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２月１９日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中说：你们在打虎斗争中关于“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运动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中再次指出：“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审理、定案阶段
　　到１９５２年３月，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审理、定案、处理阶段。为了慎重而严肃地处理揭发出来的“三害”问题，特别是准确而及时地处理贪污分子，重点打击大贪污犯，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２年３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原则：对绝大多数情节较轻又彻底坦白，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或隐瞒欺骗、拒绝坦白者，应从严惩治；对浪费问题亦应以严肃的态度，分别情况，予以适当解决，以教育干部，团结群众。３月１１日政务院颁发了中节委《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按照“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贪污、浪费问题规定了具体而明确的处理办法。如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凡贪污未满１００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不再犯，不当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予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超过１００万元未满１０００万元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以免于刑事处分，但应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并酌退贪污款物；对情节恶劣又拒不坦白者予以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１０００万元，未满一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给予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一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一般按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者，也可免于刑事处分，给予行政处分。为了防止虎头蛇尾，草率收兵，周恩来在签发《规定》时明确指出：《规定》下发之后，对于所有尚未坦白或坦白尚未彻底的贪污盗窃分子，仍应彻底检举、揭发，不得因大多数问题已转入处理阶段而稍有放松，以致影响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任务的彻底完成。３月２８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采用人民法庭的形式，便于集中时间和力量，严肃、慎重、适时地审理重大贪污案件，以免延误时日，影响各项工作和经济建设。３月３１日，政务院批准颁发了中节委《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对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范围、办法及处理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４月２１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武器。１９５２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在代为中央起草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人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各级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在运动后期，由于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真正的贪污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惩罚，使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这不仅达到了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目的，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为“三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８５０ 万至 ９００万人，受到处分的占４.５%左右。县以上党政机关（未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为３８３．６万人，共查出有贪污行为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１０．５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数的２．７％。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对少数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态度顽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给予严厉制裁。判处有期徒刑９９４２人，判处无期徒刑的６７人，判处死缓的９人，判处死刑的４２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镇反，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到１９５２年底，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已掌握在国家手里，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随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１９５６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至此，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我国开始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业领域，主要是土改以后农民分散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需要。另外，农村土改后出现的贫富分化的现象也不得不使中国共产党面对如何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
　　此前，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发到全国。毛泽东亲自写了学习该书的通知。他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不断胜利。
　　１９５３年４月３日，为指导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要在１０至１５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难能可贵的是，邓子恢批评了当时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的急躁冒进的偏向，阐述了“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的方针。上述方针，对纠正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的冒进倾向，稳定农民情绪，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美援朝◆

　　正当中国人民着手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的时候，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２７日，美帝国主义公然派兵入侵朝鲜，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９月１５日，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集中７万余人在仁川登陆，并疯狂北进。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９月３０日郑重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１０月初，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向中国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同时以空军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和乡村，严重威胁中国安全。
　　在这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要求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受令后，于１０月９日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一起向侵略者作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经过３年的战争，朝中人民军队取得了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侵略者于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中央要求各级干部参加劳动◆

　　这是中共中央许多指示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指示。它似乎很平常，也似乎简单，但却反映出深刻的内容。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采取多种办法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要求在基层组织中尽可能地减少脱产人员。这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　　现在的人们或许不会理解当时这个指示发布的意义，更不会理解党的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夺取政权后的政党如何克服执政地位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甚至腐化堕落的危险，是一个历史性，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共中央这个《指示》的发布，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它是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上的规定。《指示》的发布也是同当时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相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