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谈》第10期：深化“吹哨报到”改革，请百姓阅卷

　　半月评论

　　1  深化“吹哨报到”改革，请百姓阅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城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单位制”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治理理念、方式、效能远远不能满足城市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北京首创的“吹哨报到”改革，正是将焦点瞄准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打破行政组织“条块分割”，打通基层治理“血脉经络”。通过赋权明责，推动管理服务力量下沉，形成权责清晰、条块联动的体制机制，有效凝聚治理合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为新时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探索了一条新路。

　　过去一年，“吹哨报到”改革由169个街乡镇“试点探索”向全市333个街乡镇“全面推开”拓展延伸，从最初综合执法概念的1.0版本，逐步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及时解决群众身边难题的2.0版本升级。

　　一声哨响，力拨千斤，多方联动握指成拳。“吹哨报到”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可谓棋高一着，满盘皆活。

　　哨声一响，应者云集，效率倍增——多部门现场综合执法，平谷区金海湖镇14年屡禁不止的黄金盗采销声匿迹，基层倒逼式整改拉开“吹哨报到”1.0版改革大幕，第一哨在平谷吹响。

　　哨声阵阵，为基层赋权，让“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成为可能——东城区交通委、交通支队多单位参与整治，煤渣胡同堵车难题得以破解。

　　哨声嘹亮，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条块重构”——太平桥街道与广外街道吹响“联合哨”，丰台区、西城区执法力量共同报到，合力将两区交界线上一处2000平方米的违建公寓拆除，跨区执法难的困境在哨声中消解。

　　哨声不停，引导基层工作从“政府干、群众看”向“领着群众一起干”转变——常住人口80多万人的昌平区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实施“回天有我”3年行动计划，参与群众5万余人次，社区“脏堵污乱差”面貌得到根本改变。

　　特别令人称道的是，在打造“吹哨报到”2.0版的改革过程中，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机制成为一大发力点和突出亮点。这一成功探索深刻启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而群众的诉求就是下针的精准定位。

　　今年1月1日起，北京市大力推进服务热线整合工作，12345热线将街乡镇管辖权属清晰的群众诉求直派各街乡镇，要求迅速响应，闻风而动，接诉即办。12345热线每周、每月对群众需求进行回访，从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三方面对街乡镇诉求办理工作进行考核，引导各级政府将“对上级负责”转变为“让群众满意”。部门、街乡和社区去答卷，城市百姓来阅卷。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多方面的任务，城市基层有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居民自治组织、公益组织、居民等多个治理主体。面对此，如何既充分发挥党组织的职能和优势，又尊重其他主体的运行方式和机制，在街乡层面健全城市基层公共治理体制，形成依法有序、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这是深化这项改革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

　　今年以来，《北京市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密集出台，促进“吹哨报到”改革继续升级。

　　实现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再升级，须从何处再发力？

　　向党建引领深化。党建是基层治理的导航仪，必须抓牢党领导基层治理这条主线，进一步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向街道乡镇体制改革深化。继续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规范细化街道乡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操作规范，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放，牵住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这个“牛鼻子”，逐步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首都城市基层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科学化。

　　向社区治理深化。必须瞄准精治共治法治这个“风向标”，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抓实为社区减压减负。进一步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基层自治和共治的活力，真正让社区回归自治组织属性，回归服务群众的本原。

　　向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深化。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报到”实质上是向群众报到。深化“吹哨报到”改革，必须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完善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机制，及时纾解基层群众的堵点，解决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超大型城市，北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探索更有效的城市治理模式贡献更多“北京经验”，拿出更多“北京方案”。“吹哨报到”升级版值得人们满怀期待，它将以全新的成果生动昭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半月讲解

　　2  城乡融合发展三大热点，怎么看？

　　最近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五大体制机制，分别聚焦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份政策创新含量极高的重要文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对其中一些热点问题，该怎样理性看待、辩证理解？

　　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房地产调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截至2018年底，我国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口，绝不能搞选择性落户。”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亚军说，落户重点人群是在城市长期就业、工作、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而不是片面去抢人才。

　　他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必须坚持、不能动摇。城市既要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又要坚决避免投机者借机“钻空子”。

　　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并不是放弃对人口的因城施策。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通过优化积分落户政策来调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来城市发展、能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个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严格把握好人口总量控制这条线，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和分布，防止“大城市病”。

　　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

　　意见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举措。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核心是夯实土地的产权基础，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目前这项改革还在部分地区试点，未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开的路径和时间节点，要视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情况和国家统一部署来安排，在修法的基础上全面推开。”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处长刘春雨说，在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守住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重点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守住乡村文化根脉，还要有效防范各类政治、经济、社会等潜在风险；要以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为底线，真正让农民得到改革红利；要确保待入市土地符合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不得突破现有规划，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出现违法用地行为。

　　“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要注意的是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刘春雨说。

　　以工商资本入乡激活广大乡村

　　意见提出，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强调，工商资本下乡带去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以及人才，可以说“激活了一片区域、壮大了一个产业、带动了一方农民”。

　　一方面，要优化乡村基层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稳定政策预期，引导好、服务好、保护好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守住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守住农民权益不受损的底线。

　　周南指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等政策，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经营的农业领域，支持进入乡村生活性服务业。同时要探索在政府引导下工商资本与村集体的合作共赢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并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半月调查

　　危险化工厂隐身滩区,堤内游乐场堆土造山

　　超200起违法线索给黄河生态埋雷

　　导读

　　发展与保护矛盾催生的黄河生态破坏案件持续居高不下，黄河河道和湿地生态面临无序的严重破坏，黄河生态治理正进入“啃硬骨头”的“深水区”。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仅黄河河南段，破坏黄河生态的违法案件线索就达200余起之多，其中涉及民生保障的滩区居民和企业违建比例超过一半。立法先行，统一规划，破除“九龙治水”体制和依法治黄缺位的积弊，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平衡处理地方与部门利益冲动，已是迫在眉睫。

　　“黑工厂”藏身“母亲河”滩区

　　今年1月底，郑州黄河滩区暗藏危险化工厂一事被披露。此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起环境民事诉讼案，该院的起诉书显示，被告刘彦民自2015年1月起在郑州市惠济区注册成立郑州新旺化工有限公司，租用赵兰庄村黄河滩区的土地，违法生产和经营甲醇、二甲苯、敌敌畏等危化品。截至案发，这家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黑工厂”，已在滩区藏身两年多。

　　这家危险化工厂租用的土地位于黄河花园口地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生产期间未建任何专门存储场所和防护、隔离设施，导致有毒有害液体渗透、泄露进入地表。

　　河南省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与基线相比，环境损害区域土壤中重金属镉含量全部超标，超标倍数最高达22.99倍，且检测出多种危险化学品成分。

　　鉴定中心的意见认为，这些重金属及农药类有机污染物具有残留时间长、毒性大等特点。植物内部的重金属污染物会通过食物链的作用，被人体吸收，人体吸入过量的镉会对器官造成直接伤害引起病变。

　　办案的检察人员透露，经初步评估，被污染土壤的修复费近120万元，涉案土地目前仍处于污染状态。

　　200余起违法线索揭开黄河生态乱象

　　自去年河南省检察机关和水利部门合作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以来，超过200起破坏黄河生态的案件线索浮出水面。部分违规项目超长时间大规模建设，给黄河河道和湿地生态带来严重破坏。

　　不久前，半月谈记者在郑州市惠济区孙庄村的黄河大堤内看到，一个占地800余亩、堆土造山的违规游乐园项目正在拆除。

　　郑州市惠金黄河河务局提供的执法照片显示，这家由郑州新万国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名叫法莉兰童话王国主题乐园的游乐园，拆除前，自黄河南大堤向北河道内，依次建设了1300多个硬化停车位、人工围墙和高大的城堡式入口；入口左侧人工堆土填造了一座小山，山脚下临建了一个标准马戏场馆；入口右侧则为名贵树木绿化园和一个跑马场，显得颇为壮观。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这个黄河大堤之内的亿元项目是个没有任何手续的违规项目，而且在河务部门多次立案查处后，边交罚款边建设，仍然超长建设一年半之久，甚至在处罚期间完成了一个月的“试营业”。

　　郑州市惠金黄河河务局局长赵俊奇对半月谈记者说：“按照规定，大堤以内的行洪河道不得建设超过30公分的永久设施，而该游乐园有多处高大违建，严重影响行洪安全。”

　　在责令开发公司自行拆除无果后，惠金黄河河务局又分别于2018年4月12日、4月25日、9月3日3次作出立案处罚决定，且先后5次向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等四级政府汇报了该项目的违建情况，寻求执法帮助，均无效果。

　　今年4月中旬，半月谈记者在现场看到，违规游乐园项目的大门、硬化停车场和跑马场等虽然已经拆除，但涉及行洪安全的人造土山、马戏馆等设施拆除仍无进展。

　　半月谈记者沿黄采访了解到，类似“堤内造山”的违建开发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在黄河沿线景区相对集中的洛阳市新安县，沿黄河一字排开黛眉山、荆紫山、龙潭大峡谷等大型景区。过度开发不仅造成生态容量不堪重负，而且因为景观相似，人流分散，门票收入有限，一些景区信贷资金断裂，不得不由政府接管。

　　这些“小散乱”景区背后的生态环境破坏值得警惕。2016年9月底，新安县美好峪里旅游开发公司为建设景区漂流项目，在汇入黄河小浪底库区的峪里河支流上私自规划建设多道拦水大坝，结果大坝刚一建起就遭淹没。

　　该项目曾屡受水务部门查处，但在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后，景区不仅没有整改，反而将大量渣土倒入小浪底水库，填水造陆，修建起了停车场。

　　拆违执法与民生保障：矛盾与困难交织

　　数据显示，在河南省检察机关和水利部门收集的破坏黄河生态案件线索中，涉及民生保障的滩区居民和企业违建比例超过一半，线索清单有5页纸之多。这些滩区民生违建涉及黄河河南段的多个市县，主要违规项目包括滩区及湿地保护区内私建养鱼池、养猪场、大棚、铁皮房，私排生活污水、倾倒生活和建筑垃圾、乱占堤坝建市场、采砂等。

　　治理这些违建面临现实上的困难。2016年，惠金黄河河务局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从水政科分离成立了十几个人的水政监察大队。“32公里河道、10万亩滩地，人有了，却只有2辆执法车，车辆不够，下滩例行巡逻频次就难以保障。”惠金黄河河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说，近两年监察大队新增了十几辆只能在大堤上巡逻的电动自行车。即便如此，违法人员的“猫鼠游戏”还是令执法队员苦不堪言：“堤上巡逻刚发现违法，等跑下滩，违法人员已经跑了。”

　　规模开发背后同样交织民生问题。以郑州惠济区孙庄村为例，正在拆除的滩区违建——法莉兰童话王国主题乐园就位于该村。

　　在拆除现场，一名孙庄村民告诉半月谈记者，孙庄除了种植，没有其他产业，这个游乐园如果不违规，每年支付给村民的地租就有200多万元，还能解决当地数百人的灵活就业。“谁知道他们居然连手续也没有！”

　　黄河滩区最宽处可达30公里,豫鲁两省滩区居民人口近190万人。按照2017年8月份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到2020年，豫鲁两省要外迁安置群众44万多人。这意味着今后滩区内还有140多万群众生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压力依然不小。涉黄河的违建执法经常要面对群众心理上的抵触。“我们一辆执法车被群众的渣土车围了一个晚上，走不了。”郑州河务部门的一名执法人员说。

　　生态治黄进入“深水区”，“九龙治水”的弊端持续放大：规模开发的违建项目“不好拆”，一些部门立了案却拆不掉。而涉及滩区群众民生的环境破坏案件易遭群众阻挠，许多部门“不敢惹”，导致问题越积越多。

　　环境公益诉讼难点重重，呼唤“大黄河”立法和统一规划

　　2018年，河南省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联手，以环境公益诉讼为发力点探索依法治黄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启动后，部分多年悬而未决的积案进入执行阶段。

　　“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不同，行政环境公益诉讼主要针对行政执法主体。”郑州市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王军说，“新机制没有范本可以参考，还面临不少挑战。”

　　不少环境违法案件中涉及行政主体众多。“是所有履职不充分的行政部门都要追责，还是只针对承担主体责任的行政部门？”王军说，“即使全部追责，谁来执行违建拆除也成为问题。”

　　调查权限和适用标准也是一大难点。“行政公益诉讼是适用刑事案件调查权限还是适用民事案件调查权限？”王军办案过程中发现，行政公益诉讼中使用刑事调查权往往遭到行政部门的抵触，使用民事调查权如果遇到行政部门不予配合，又会延误案件侦办。

　　黄河滩区异地迁建已大规模实施，人去滩空之后，黄河生态治理中发展、民生和保护的矛盾将更为突出。虽然豫鲁地方各级政府、水利部门和黄河河务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由地方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出台规划，能否制止地方发展的冲动，满足黄河防洪、民生、生态保护等综合治理的需求，仍不容乐观。

　　王军认为，黄河生态治理需要立法先行。“目前，黄河保护没有专门的法律来指导，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成为检察机关提起涉黄公益诉讼的难点之一，从源头上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才是根本。”

　　“河务、国土、农业、林业、建设等部门在执法上资源条块分割，河务部门虽然有行政执法权，却不具备强制拆除资格，执行难成为涉黄生态案件的痛点。”河南省黄河河务局水政处副处长申家全认为，权责清晰的黄河立法，是解决河务部门水政执法难的关键之举。

　　除了立法，赵俊奇认为，沿黄各地纷纷出台各种开发规划，但各自为战不仅不能充分发挥黄河生态效益最大化，甚至可能造成生态破坏抬头。所以，亟须从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大黄河”规划，统筹资源，指导黄河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

　　半月世界

　　4  新变局下的中欧关系

　　在欧洲决策界的眼中，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被视作同美国并重的第一类战略交往对象。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中国发展的感受颇为复杂，既顾虑中国的竞争力，又有同中国合作、共同维持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世界秩序稳定的意愿。

　　欧盟眼中的中国

　　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提交的《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指出：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国既是与欧盟有相似目标的合作伙伴，又是欧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的谈判伙伴，还是同样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扩展不同治理模式的体系型对手。

　　综合报告内容来看，欧盟没有改变对华“接触”的主基调。从文本来看，《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篇幅仅为11页，却14次使用“接触”这一词汇，“遏制”在全文中并未出现一次。欧盟虽然在部分问题上也和美国一样同中国存在分歧，但欧盟并不喜欢美国政府无视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的行事方式。

　　欧盟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复杂行为体，即“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体系型对手”。在共同推行多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挑战方面，中欧拥有广泛的共同目标，是合作伙伴关系。

　　欧盟将中国视为双边经贸和进行第三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谈判伙伴，如马修斯所说，双方是“利益伙伴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依然是维系中欧关系的核心纽带。

　　当然，中国的发展使其不可避免地在IT和新能源产业等部分全球产业链的上游行业成为欧洲的竞争者，双方未来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经济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对报告提出的“体系型对手”也应当客观解读。一方面它是中欧之间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固有差异的延续；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16+1合作”等，欧洲国家还不太适应由非西方世界国家提出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新现实”。

　　如何看待欧洲心理

　　在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与中国关系中，目前竞争的成分较多，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中欧已经形成较深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同时欧盟清醒意识到需要通过与中国接触，才能更深地进入广阔且具有巨大潜力的东亚市场，进而保持自身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欧洲自身保守的心态、缓慢的改革步伐、内部的不协调和低效率阻碍了欧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而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发展带给其很大的不安。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广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欧盟和欧洲国家仍然信守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多边主义手段，赞赏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反复阐述的包容、持续的经济全球化的观点。

　　欧洲人非常重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状况。去年底，在逐渐认识和确认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实际举措之后，欧洲智库和政界人士对华竞争的紧张心理也有所缓和。

　　未来中欧关系前瞻

　　近年来欧盟越来越注重以“一个声音”，集28国之力（英国暂未正式退出欧盟）与中国对话、协商和竞争。今年3月，在四方会谈中，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2020年上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希望邀请所有欧盟成员国首脑参加中欧峰会，改变只有欧盟机构首脑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架构。这一提议侧面反映出中欧实力的相对变化。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欧盟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虽然一开始也质疑项目透明度、劳工和环保标准、债务等问题，但依然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有国际治理结构的机制建设。欧盟委员会去年还出台了《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的政策文件，提出了自己的欧亚联通规划。截至今年4月，欧盟成员国中已有超过半数签署了中国倡议的《政府间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更是首个签署该备忘录的欧盟创始会员国和七国集团国家。

　　可以看到，面对中国发展，欧盟及其成员国目前依旧对华保持较为建设性的态度和立场。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命令紧执行松，有的在望风  假暗访沦为形式主义新套路

　　导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开展暗访是发现基层真问题、督促问题真解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然而，当下，部分基层暗访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甚至存在假暗访行为，某些暗访走样变成“不访”或“明察”。在一些地方的暗访工作中，“命令紧，执行松，有的在望风”的现象不时发生。这类暗访徒有其名，并未能成为监督利器，反而沦为形式主义套路和变种。

　　208次暗访未发现任何问题

　　中部某市要求加大督查暗访力度，当地乡镇干部严密“布防”，生怕一不小心，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一年考核不合格。等了两天，一辆有明显标识的市里公务车进了村，一进入县域范围，就被当地“盯”上。暗访人员下车后，直接到村委会跟村干部交流。有了这个“时间差”，乡镇主要负责人也很快赶到现场。“所谓的暗访，还没有开始就成为明察了。”一名乡镇干部说。

　　专项督查检查之外，日常治理也是假暗访的易发区。西部某市多次整治出租车行业乱象，多年来未有实质改观。今年2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向市交通运输局下了最后通牒。次日，当地明确，由市运管处、公路处、港航处和局机关每天安排1个暗访小组（2人组成）进行暗访。而直到2月7日，交通部门围绕出租车乱象开展208次暗访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同一时间阶段，政府服务热线却依旧接到群众对出租车违规行为的投诉。

　　暗访工作效果令人生疑，经纪检监察组深入调查发现，有的暗访组提交材料涉及的一些“被访”车辆当天没有出行记录；有的暗访人员不把工作当回事，并没去“访”，只是打车去超市、医院办私事，回来还拿车票报销。

　　在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不少乡镇干部反映，一些暗访严重走样，本该直接到村的，变成了直接到乡；本该直接到户的，变成了直接到办公室和会议室；本该查找问题的，变成了听成绩汇报。更有一些暗访异化为“被调研”“被安排”，暗访人员甚至“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要求地方“层层陪同，前呼后拥”。

　　部分暗访何以滋生新形式主义

　　假如没有深入暗访，基层一些真问题难以浮出水面。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暗访的难度日益增加，不少干部不愿意从事暗访工作。

　　越来越发达的即时通信技术，让一些暗访组一到基层就被发现，相关信息也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迅速传到地方党委政府。

　　近年来各地撤乡并镇、村庄合并，一些村庄情况变化较大，有的甚至难以通过手机地图导航。对部分干部来说，到不熟悉的基层，地理、语言、人员完全陌生，处于“睁眼瞎”状态。

　　中部某市参加过暗访的一名市领导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在某次扶贫暗访中，按照手机导航找某个乡镇，结果因为村庄合并，地图给出错误信息，导航到了另一个乡镇。暗访出了偏差，暗访目标未能预期达成。

　　当前，部分暗访干部作风飘忽、责任意识不强等主观因素更值得警惕。在部分暗访调查中，有的干部缺乏主动担当精神，明显有畏难情绪。一些暗访人员缺乏相关暗访经验和能力，未受过有效训练，也无熟悉相关情况的“线人”，只能盲目无效暗访。

　　部分干部充当“老好人”，也让暗访成为走过场。有的干部口上喊着扎实暗访，实际是只栽花不摘刺，装聋作哑，不愿给自己找麻烦，增加工作量。更有甚者，还与被监管对象形成利益关系，一有暗访就通风报信。

　　杜绝假暗访，不做“太平官”，不当“老好人”

　　要杜绝假暗访，须出台暗访工作规范，提高暗访本领能力，尤其要强化暗访干部的担当负责精神。

　　最近，广西柳州市针对部分暗访干部存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治理整顿。柳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钟山表示：“要通过整治假暗访，倒逼党员干部、行业主管部门、服务机构改进作风，切实履责，不做‘太平官’，不当‘老好人’。”

　　近两年，湖南连续开展“四不两直”调研，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20位领导同志开展“深入贫困地区解决群众问题”专题调研，每位省级领导负责两个或一个贫困县。任务有明确要求：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通过这样的暗访调研，湖南省发现了扶贫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在暗访结束后向市县反馈，要求督促整改，并明确了回访时间。

　　不少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这样的暗访一针见血，找到了最直接的病灶，让人红脸出汗，地方有‘猛击一掌坐不住’的感觉，从而痛下决心抓整改。”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弃用教室变鸟窝，闲置校舍改羊圈

　　半月谈记者在东中西部多个省份调研发现，当前，部分农村和乡镇的一些校舍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一些校舍由于久无人用变得破败不堪，造成资源浪费。闲置废弃校舍产权不清晰、再利用价值低等困扰地方政府有效处置。

　　农村闲置校舍变身鸟窝、仓库、羊圈

　　在东部经济大省的一所闲置乡镇中学，半月谈记者看到学校的门窗已破败不堪。走进其中一间教室，十几只麻雀应声飞出窗外，屋檐房梁上有好几个鸟窝，教室地面还有不少草籽和鸟粪。操场一半成了菜地，一半长满杂草。

　　靠近校门的一排教室已被当地一家企业占用，两侧自建了简易门，上面贴着“招工启事”。在校园里，一名男子正在平整教室前的土地。他说：“有用校园里这些闲置教室开小厂子的，还有养鸡的，也有当仓库存东西的。”

　　类似情况在中西部省份同样存在。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省贫困山区一处废弃的农村小学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村里的仓库。春耕时节，政府免费提供给农民使用的复合肥堆满了学校院子。往里走，是废弃的教室，许多门窗已经不在，院里荒草丛生。

　　半月谈记者在另外一所村小看到，已废弃的学校里有村民居住，村民将院子改造成羊圈。当地村民说，20世纪90年代，随着当地逸夫小学启用，村里的小学就弃用了，村委会把旧学校卖给了一户村民。

　　生源流失，部分农村学校半闲置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在许多农民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不仅要求“有书读”，而且期望“读好书”，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速度加剧，从而导致有些农村学校虽没有完全闲置，但也处于半闲置状态，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西部某省一个乡镇小学学生有几十人，远远不能填满三层教学楼。为了不让校舍空置，学校将空余的教室改造成计算机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功能室。校长介绍，教学楼对面的一排平房原来全是学生宿舍，现在只有两间宿舍在使用，共住了8名学生。

　　另外一个村里的教学点共有十几间教室，如今只有2名学生，只有1间教室投入使用，其余全部空置着。下课时分，操场上静悄悄的，没有学生的嬉笑打闹声。28岁的年轻校长告诉半月谈记者：“以前在实习的时候，教的都是几十个人的班级，刚来这里真没想到只有两个学生，挺不习惯的。”

　　从2002年开始，中部一贫困县开始寄宿制学校改造，2005年招生后，当地以每年二三十所的速度撤并村小。

　　接受采访的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过去县里村村都有小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县390多所学校，其中单师校（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就有250～260所。目前县里共有46所中小学校，乡镇的34所学校在读学生人数占全县学生总数不足两成，其他学生除了随父母在就业地上学以外，基本都在县城中小学就读。

　　一名家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县城的师资、办学条件相对较好，去乡镇所在地也是住宿，到城里也一样，干脆一步到位，直接进城。”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兰祥认为，除非农村“空心化”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在城市化浪潮下，今后农村学校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小，闲置、半闲置的农村学校会越来越多。

　　婆家不清楚，下家找不到

　　受访的基层教育干部说，有一些原来设在乡镇的中小学校，教学管理退出后，属于乡镇资产，由乡镇收回进行管理处置。在东部某省，有的闲置中小学已经变成社区活动中心、乡镇办公用房等。

　　还有一部分学校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教育局直属学校，它们撤并后，还归教育部门管，产权在教育系统。

　　大部分被撤掉的农村中小学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下，由村级组织协调，村民小组提供土地，村民集资投工兴建的，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这些学校绝大多数没有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及土地使用证，校舍产权归属不够明晰，致使处置找不到婆家。

　　当学校在用的时候，教育部门负责组织教学管理，教学管理撤了之后，校舍就是村里的集体资产，一般由村委会处置。村里对这些闲置校舍进行再利用，有的改造成支部，有的作为村里的办公用房等设施，还有的仍在闲置。

　　在中西部贫困地区，随着移民搬迁，一些校舍被拆除变成耕地。一些未搬迁的村子，留村人口已经很少，年轻人出去打工，村子逐渐荒芜。这样的校舍经济价值低，很难开发变卖再利用。

　　还有的闲置校舍无法说清属于哪一个村庄，土地属于村集体，各方面出资、产权混乱。那所飞出麻雀的闲置中学，土地分属两个不同的村庄。“当时两个村里有的出地多，有的出工多。现在究竟两个村如何划分产权都不清楚。”在这所学校家属区居住的一名老师说。

　　分类施策让闲置校舍变资源

　　许多受访者表示，如何有效减少闲置、半闲置学校的资源浪费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一是出台处置政策，明确主体责任，摸清家底，有序合理处置。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成立撤并校舍处置相关联席机构，不论产权归属和当时修建学校的资金来源，先统一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经过专业审计，建立档案，归口到国有资产管理，在后续的处置中，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产权评估、细分。

　　二是加强综合利用。在保障教育的前提下，优先满足村里公益事业需要，闲置学校可改造后为村委会办公、村民活动中心、养老院等使用。

　　三是在生源逐渐流失的教学点附设幼儿园，为农村中小学培育生源。半月谈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农村地区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呈现日益旺盛之势。

　　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政策，进城入学花费不大，但学前教育得自己掏钱，在城里上幼儿园的费用对农村家长来说是较重的负担，因此农村适龄儿童倾向就近入园。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大寨乡黄家小学内附设了幼儿园，校长章平生介绍，2015年幼儿园只有9个学生，今年幼儿园人数已增至30人。

　　四是在贫困地区应保留闲置、半闲置学校，为贫困低龄儿童提供就学机会。甘肃省教育厅数据显示，全省有百人以下学校7919所，其中85%位于贫困县和深度贫困县。这些学校多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

　　“这些教学点不能撤并。”平凉市教育局副局长魏晓波说，“这些学校不在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很有可能失学。”

　　解码城市

　　7  羊城：共治不分三六九等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让中国许多城市得以书写发展奇迹，广州就是其中之一。大城市如何更好地拥抱外来人口？广州通过探索新服务平台，建设新协同机制，创造新工作模式，给出了回应人口流动大潮的羊城答案。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有这样一所大学，建在社区，不交学费、不计学分、不授学位，办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社区环境，提高公共参与能力，共享城市发展红利。

　　这所特殊的大学，就是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街道的三元里社区大学。

　　三元里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外来人口比重大，规划一度落后，人居环境差，外地来穗人员在社区融入、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存在困难。

　　三元里社区大学校长吴治平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针对这些难题专门开设了课程。比如，针对儿童教育问题，开设了流动儿童早教班和留守儿童“小候鸟”亲子班；针对城中村卫生环境差、居民文明意识不足的问题，开设了“垃圾不落地”环境教育课程；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生活，开设了写作技能班、演讲与口才班、商务英语班等主题培训班。

　　“参加了写作班的培训，我终于能把装在心里的话写出来了。”来自湖北洪湖的务工人员彭泽良说，自己平时拙于表达，写作班让他打开了倾诉心里话的闸门。

　　一面插入社区的党旗

　　基层治理离不开党建引领。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广州多地以切实手段让党组织延伸到社会治理末端，基层治理挺起主心骨。

　　走进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过去的乱张贴、乱涂画现象很难再看见，街道整洁有序。原来，过去一年，该街道在党组织带动下，组织起城市综合环境微管养服务队，从小处着手，美化城市社区环境。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道的龙美、甘棠两个农村社区，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比例严重倒挂，社区治理问题多、难度大。两个社区主动施策，成立来穗人员流动党支部，打造社区治理“双引擎”。

　　广州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两个社区在每个网格都安排一名本村党员和一名流动党员，负责网格内日常事务，协同解决治安、维稳、调解、帮困等棘手问题。

　　东环街道还设置了“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健全信访问题处置机制，在社区治理互联网平台开设建言献策模块，让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了参与感和归属感。

　　一处胜似故乡的异乡

　　广州结合对外来人口多元诉求的细致了解，逐步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在来穗人员尤其关注的就业、子女入学、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方面，逐渐实现外来居民与户籍居民同等待遇。比如，从2017年起，广州11个区已全面开展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这些举措，让更多来穗人员在广州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

　　广州各区也根据区情实际，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为外来人口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在南沙区，当地携手社工服务中心开展个性化“亲子早教课堂”，围绕科学、语言、运动健康、艺术等主题为来穗家庭提供早教服务。自去年9月以来，共服务300多户来穗人员家庭。

　　在番禺区，当地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联合中国邮政推出居住证快递服务便民举措，来穗人员办理居住证签注可借助支付宝或番禺民生卡App，不需要到窗口提交申报材料、领取证件，让众多奔忙羊城的来穗人员深感方便。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广州还通过系统性的融合行动来帮助来穗人员全方位进行社会融合。2016年，广州在全国超大城市中率先实施“融合行动计划”，明确用5年时间稳步有序地全面推动来穗人员在人文关怀、思想认同、心理悦纳、乐业奉献等领域的全方位社会融合。

　　外来人员黄玲说：“来广州这么多年，工作舒心、安心，早已经把这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时政·财经

　　8  大武汉：扫黑除恶大决战

　　导读

　　大江大河大武汉，扫黑除恶大作为。

　　快速响应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相关要求，武汉公安机关主动出击，勇当扫黑除恶“排头兵”“主力军”，各警种、各分局雷霆出击。“武汉无霸，黑恶必除”。一批黑恶势力被打掉，捷报频传，大大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

　　武汉市公安局作为唯一省会城市公安机关，在全国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交流了经验。

　　十大硬招志在打好安全主动仗

　　经过历时1年零7个月的缜密侦查，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侦破了近年来湖北乃至全国首例江面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举铲除了一个长江武汉段涉黑犯罪团伙。

　　破获全国首例部督涉疆涉黑专案、破获首例黑社会性质黑中介团伙案……一项项第一，见证了武汉公安机关在扫黑除恶工作中取得的累累战果。

　　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熊波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武汉公安机关聚焦政治责任，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全局“龙头”工程、牵引工程，作为考验领导干部政治担当、能力水平的重要战场。

　　武汉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局长李义龙任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明确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

　　领导小组多次组织研究推进工作，创新提出了“健全组织体系、调整充实力量、深入宣传发动、实行专案专办、前移工作阵地、强化审查攻坚、组建专家团队、开展全警培训、兑现激励奖惩、严格监督执纪”等十条硬措施，向社会公开承诺：“武汉无霸，黑恶必除”。

　　同时，武汉市公安局探索建立了扫黑除恶六大机制。市局党委成员每人跟踪督办一起涉黑案件，17名分局局长每人挂牌侦办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市、区两级扫黑办实体运作，市局扫黑办由20人增至60人，区分局扫黑专业力量不少于10人，市、区扫黑除恶专业队增至227人。

　　武汉市公安局还进一步推动阵地前移、管控前移、打击前移，建立“4+N”个工作站；在全市建立3至5个办案点，16个看守所设立黑恶犯罪嫌疑人特审室；组建10人公检法联合指导组、30人专家指导团队；实行扫黑除恶工作战时奖励，一案一奖、一事一奖，有功即奖、有功必奖，拓展和完善了武汉传统扫黑工作体系。

　　全领域排查、全方位核查、全流程检查高效推进

　　武汉市公安局运用信息化手段精准打击，在全国率先建立扫黑除恶专用工作平台，推动扫黑除恶工作由经验型向数据型转变，提升黑恶犯罪打击效能。

　　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局长陈汉生介绍，聚焦线索排查，武汉公安机关以最实手段推动涉黑恶线索闭环核处。

　　——全领域排查。依托“万名警察进社区”活动，突出11类容易滋生黑恶犯罪重点领域，紧盯涉黑恶犯罪18个罪名，动员全警摸排；开通举报电话、邮箱、微信公众号，发动全民举报，获取了一批涉黑涉恶线索。

　　——全方位核查。严格执行“六个一”要求，即一个专班、一个方案、一个流程、一个审批程序、一个复核程序、一个奖惩制度，达到一个标准、实现两个全部、确保三个统一、做到四个必须、完成五级审批，核查了一批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回复率达100%。

　　——全流程检查。采取提级核查、交叉核查、集中核查，确保每条线索查实、查透、查彻底。在全国率先研发建立扫黑除恶专用系统，研判黑恶势力在不同领域、行业、地区的发展趋势，通过深度挖掘、研判预警、精准制导。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武汉公安机关聚焦审查深挖，以最强力度推动办案攻坚打深、打透。对涉黑恶案件，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及规模较大的恶势力团伙案件，成立专班，专案专办，集中攻坚，提升办案质效；成立联合专家指导组，定期研究重难点问题，提升攻坚质效。武汉公安机关还与纪检监察部门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和查办反馈机制，深挖背后“保护伞”。

　　最高标准强化保障措施，以扫黑除恶引领综合治理

　　以十条硬措施推进扫黑除恶，离不开高标准的保障措施。武汉市公安局明确提出，聚焦攻坚克难，以最高标准强化扫黑除恶各项保障。

　　一方面，严格业务培训，通过编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资料，邀请全国全省专家开展多次集中大轮训，提升专业素质。从全局遴选预审、法制、办案骨干，组建专家指导团队，直接参与、指导重大、疑难、复杂黑恶案件质办工作，做到了全体参战民警“知法律、知任务、知要求”“会排查、会识别、会办案”，有力提升了扫黑除恶专业素质。

　　另一方面，严格执法纪律。武汉市公安局牢牢把握“两高两部”相关文件精神，细化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认定，准确适用法律，确保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对黑恶线索不排查、不报告或排查不认真、不细致的，对黑恶线索调查不及时、查办不力的，对涉嫌包庇、纵容、参与黑恶犯罪的，依纪依规严肃追责。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推进，也带动了武汉市的整体打防管控工作，促进了全市治安秩序持续好转。2018年以来，武汉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4.7%；破获刑事案件数、刑拘人数、逮捕人数，同比分别上升43%、19.5%、14.9%。同时，没有因涉黑涉恶问题引发命案；枪案同比下降57.4%，且全部破获；查破黄赌案件数、刑拘黄赌犯罪嫌疑人人数同比分别上升34%、65%。

　　熊波告诉半月谈记者，武汉市公安局还将扫黑除恶与正风肃纪紧密结合，制定黑恶案件线索核查和侦办两个问责办法；彻查“关系网”、斩断“保护伞”、拆掉“黑后台”，队伍纪律作风明显增强。

　　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李义龙表示：“下一阶段，我们要做到政治站位再提升、思想认识再深化、工作举措再加强，进一步强化精准打击，铲除黑恶势力土壤，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科技·文化

　　9  叶小纲：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

　　叶小纲是当代践行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杰出人物。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他自觉肩负起了推动音乐塑造中国文化自信的使命。在这位音乐家眼中，音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叶小纲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专访。

　　“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2019年1月15日晚，作为中国交响乐作品回顾展演暨第六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北京音乐会的重头戏，叶小纲创作的第五交响乐《鲁迅》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这部交响史诗是“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扶持作品，凝结了叶小纲多年的心血。

　　《鲁迅》上演之后，得到了国际的承认，被誉为代表当下中国交响乐最高水准。“这部交响乐所刻画的形象是经典的，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叶小纲难掩激动，言辞间仿佛又回到了音乐中刻画的风雨如磐、呐喊未绝的时代。

　　“《鲁迅》好比我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直尽心呵护照料，才有向世界展示的高光时刻。毕竟，除了创作、教学，我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推广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叶小纲说。

　　一拨一弹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是中国音乐“走出去”的重要策划项目之一。该系列音乐会自2003年9月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爱弗利·费雪音乐厅成功首演以来，足迹在世界范围内一路延伸。

　　无论是德国柏林、慕尼黑，英国伦敦、爱丁堡，还是俄罗斯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乃至远及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秘鲁利马……悠扬的中国旋律在五大洲余音袅袅，令万千观众如痴如醉。

　　《中国故事》专场音乐会，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当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内容和角度的选取非常重要。唐诗宋词、天府之国、汶川地震甚至南京大屠杀……这些内容不仅是镌刻在中国观众心里的记忆符号，对海外受众也充满吸引力。比如《中国故事》音乐会中《我遥远的南京》一曲，便是为纪念1937年在南京被日本军队杀害的30万中国平民而创作。

　　“尽管在这么多国家取得了成功，但我认为还很不够。不仅仅是演出数量不够，而是中国在国际音乐界的影响力乃至话语权还远远不够。就拿秘鲁来说吧，这是个与中国距离甚远的南美洲国家，那里的人民却对中国音乐非常感兴趣。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让中国音乐在当地人心中扎根的方式，往往演出结束了，人家的兴趣也就慢慢消退了，还停留在看个新鲜的层次。”叶小纲说。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中国故事》每次海外巡演的曲目都不一样。“推广中国传统音乐要坚持原汁原味，要体现自己的特色。真正下功夫的创作，是可以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心心相通的，这是我们的作曲家必须注意的一点。”叶小纲说。

　　让家国情怀成为创作源泉

　　叶小纲坚信，坚定文化自信不是朝夕之功的事，可以说永远没有完成时。他认为，中国音乐发展已经步入良性轨道，未来几年内，会有更多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经典作品问世。

　　“能够长久流传、成为经典的音乐离不开家国情怀的滋养。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何种艺术表达方式，家国情怀都是激发美、创造美最重要的火花。”叶小纲表示，“我们搞创作必须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想人民之所想，从人民之所愿。”

　　“鉴于音乐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管理需要更多依靠专业的人士。应该敢于放手，把话语权交给市场和观众，给音乐人充分的发展空间。相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创作出不负时代重托的传世文艺精品。”谈起中国音乐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环境营造，叶小纲如是说。

　　对于音乐在大众审美教育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叶小纲也多有强调：“音乐会帮助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自认为是否有音乐天赋，每个人都不应该放弃对音乐之美的追求。”

　　生态·健康

　　10  “保险”还是风险  为优生，先冻卵？

　　32岁的希和（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是国内一家医疗美容公司的高管，今年，她决定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冻卵。目前，她正在仔细筛选医疗机构，计划10月冷冻卵子，并已开始服用叶酸。

　　“我现在单身，没有孩子，但是也许将来我会想要孩子。”希和说。

　　今年情人节那天，希和组建了名为“冻了老娘就不急了”的冻卵微信群，几天之内，130多个单身女性入群。其中，有人已经冻过，有人计划冻，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单身、在公司担任中层以上职位、收入高。

　　“过了30岁，真的会焦虑。工作压力那么大，人际沟通成本又高，找对象生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希和说。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选择冷冻卵子以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

　　“冻卵就相当于给自己买一个生育保险，一个买得起的后悔药。”长江生命创始人刘小曼告诉半月谈记者。她2016年赴美冷冻11个卵母细胞之后，回国创立了长江生命品牌，并提供海外辅助生殖服务。2018年6月，刘小曼又赴美冷冻了11个卵母细胞。

　　还有一些中国女性做出了更为彻底的选择——取卵、选精、生子。

　　31岁的叶某是中国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至今单身，她的女儿今年1岁多，对于自己赴海外选精生子的经历，她在微博上直言不讳。

　　无论是冻卵还是选精生子，中国女性都是在努力克服生育年龄的瓶颈。

　　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郁琦告诉半月谈记者，卵子学名叫卵母细胞。临床实践表明，30岁以后，女性生育能力缓慢下降，35岁之后加速下降，40岁之后则是断崖式下跌，并且卵母细胞的质量急剧衰退。

　　“40岁以后，取卵都可能取不够。”郁琦说，一般情况下，做试管婴儿或者单纯的冷冻卵母细胞，一次要至少取10个卵母细胞。但是，40岁以上的女性，取到10个很困难。而且，35岁以上的人即便冻卵，复苏率也成问题。

　　临床上，40岁以上女性，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是5%左右。而在35岁之前，成功率则是一半以上。

　　“我们群里有的姑娘，才20多岁，就已经卵巢衰竭，再也生不出孩子了。”希和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觉得生育紧迫感更强了。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冻卵的中国单身女性都要赶赴海外实施这一手术。2003年，当时的卫生部（现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只有罹患癌症、夫妇不孕不育等特殊情况下，女性才能合法冷冻卵母细胞。不过，我国目前并未禁止女性赴海外冻卵。

　　面对这一灰色地带，不少商家瞄准商机。专注生育领域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安心健康”首席运营官张刚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平台的数据和调研显示，15%至20%的用户都是单身女性，其中，50%以上对冻卵保持生育能力的新技术感兴趣。

　　张刚表示，泰国、俄罗斯、美国等，都是辅助生殖技术非常成熟、接待中国客户较多的国家。在半月谈记者采访的当天，他还和来自美国的医院商谈合作。至于冻卵的价格，张刚告诉半月谈记者，泰国冻卵花费大概5万至6万元，每年冻存费大概3000元至5000元；美国冻卵花费大概2万美元，冻存费每年600美元左右。

　　海外辅助生育平台“优孕行”创始人谢国奥估算，中国做辅助生殖中介的机构大概有几百家，业务覆盖全国范围的机构约有十几家。

　　谢国奥表示，未来有两大社会发展趋势将会导致冻卵需求增长——婚育时间延迟；婚姻关系不确定。他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客户就是不想错过职场晋升而选择冻卵，“还有客户做试管婴儿，是为离婚后重组家庭做准备”。

　　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全球，冻卵都在成为女性的一种新选择。美国的脸书公司和苹果公司都已将冻卵当成女性员工福利。中国的在线旅游平台携程于2018年也将冻卵当作送给女性高管的“大礼包”，给予资金补助和冻卵假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表示，冻卵固然是女性的一种选择，但其局限性依然存在——必须在最佳生育年龄冻卵，并且冻卵本身并不能保障未来生育的成功，而且费用较高，并非大众所能接受。

　　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2017年作为上海虹口区政协委员，与妇联界别共同提出了扩大女性冻卵适用范围的提案。

　　“目前全国生育率走低，扩大冻卵的使用范围，在满足女性权益、促进人口增长方面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她说。

　　但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婚姻家事律师段凤丽提醒，如果女性在海外冻卵，发生医疗事故的话，维权非常困难。同时，女性冻卵生子之后，若仍是母亲一人抚养子女，很可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民生·社会

　　11  这届年轻人，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选项？

　　“如果1+1＜1，为什么要结婚”

　　导读

　　“不婚不育”“佛系恋爱”“大龄晚婚”……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川苏宁沪京等地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将婚姻作为人生的必选项。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率已经出现“五连降”。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80后”“90后”的婚恋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结婚率“五连降”，婚姻不再是必需品？

　　“没谈过恋爱，目前也不想谈恋爱。”26岁在北京打拼的王小姐说，她享受那种一个人听着音乐健身，不需要和任何人聊天，大汗淋漓后回到家里洗澡看视频的生活状态。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开始，全国结婚率逐年下降：从9.9‰到9.6‰、9‰、8.3‰、7.7‰，到2018年只有7.2‰，且经济越发达地区结婚率越低。

　　“问过几次，人家小年轻都不着急。”不少受访者表示，现在给单位年轻人介绍对象不容易。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政局副局长沈钦峰说：“大龄单身青年已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采访中，一些年轻人在婚恋上表现出异常淡定。32岁还未结婚，非常享受单身状态的成都姑娘李小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恋爱婚姻都需要缘分，像父母那样比对一项项条件，几乎是成不了的。”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其实是挺麻烦的事情。平时自己在家的话，可以不洗头穿着睡衣待上一整天，这样的生活很放松。”上海34岁的王小姐认为，如果结了婚，双方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再加上工作、孩子、老人等其他因素影响，“满地鸡毛”的生活会非常痛苦。

　　“婚姻不再成为人生的一个必需选项，谈不谈恋爱、结不结婚都是个人选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西南交大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副教授高飞说。

　　婚姻不是必需，年龄不再设限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青年群体不婚或晚婚晚育盛行有主客观多重因素。

　　“当婚不婚、当嫁不嫁”观念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社会对年轻人的新婚恋观越来越宽容。

　　20岁的成都姑娘傅旋说：“缘分来了，就恋爱和结婚；缘分没来，就提升自己，不是非要到平均年龄就得结婚。”42岁的陈小姐说：“父母朋友都希望我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过得幸福开心就好。”

　　女性越来越独立，婚姻经济支持等功能弱化。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购房的女性越来越多。“买房后，自己对婚恋的需求感明显下降了，一个人住觉得很轻松，也没有特别必要去找一个伴儿了。”成都市民吕小姐说。南京市民陈小姐年收入30多万元，也有自住房，“至少在经济层面，不需要婚姻”。

　　宁缺毋滥，年轻人对婚恋质量要求更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他们的婚姻作为选择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女性的整体素质、能力都在提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自然更高。”在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朱小姐说。

　　适龄结婚群体数量减少，结婚人数下降。“中国结婚率持续走低，初婚年龄走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是如今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受教育年限延长，造成初婚年龄延后。江苏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虞筱歆说：“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在23岁左右，再谈恋爱结婚，肯定比较晚。”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女硕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的女生有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获得博士学位的女生1.27万人，占博士总数的48.8%。

　　“就拿我这种极端案例来说，一路读到博士毕业都32岁了，如果读书期间没有定下另一半，等到了工作岗位再找对象结婚，怎么也得35岁左右了。”未婚青年李江成说。

　　婚育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年轻人结婚难。“买房装修、生养孩子，哪样不得大笔资金投入，等这些条件凑得差不多了，自然就晚婚晚育了。”银川市一位公务员胡博说，自己28岁硕士毕业，一家人攒了近5年才勉强攒够婚房彩礼等结婚钱，然后又得攒钱近3年才能生得起孩子。

　　年轻人社交模式发生改变，不谈恋爱成网络社会“流行色”。“我的圈子太小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玩手机，一年到头也遇不到什么新朋友，怎么谈恋爱啊？”35岁的张昕无奈地说。

　　种种原因，或许可以用不少年轻人口头禅所概括：“如果1+1小于2，甚至小于1，为什么要结婚？”

　　保卫婚姻，需要各方努力

　　专家认为，结婚率降低是一个正常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结果，应该理性看待。不结婚、或者不着急结婚的年轻人，未必是因为排斥婚姻，更不是因为不相信爱情。不过，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还是要拿出办法来促进年轻人结婚、生育。

　　高飞等专家认为，年轻人晚婚晚育盛行，有一部分是因为不懂两性人际交往，难以进入健康的婚恋状态。“年轻人为什么觉得谈恋爱难？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也不知道如何谈恋爱。”他们建议在高校开设课程或讲座，指导学生恋爱结婚。

　　另外，降低年轻人生活成本和生育成本，提高他们的结婚意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晓壮等建议，可借鉴他国经验，将家庭成员承担的育儿、养老等长期性、常规性家庭服务作为社会成本纳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范畴。

　　虞筱歆则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现在的孩子发育早，生理上也没有问题。”相反，因为未到结婚年龄而生育的未婚妈妈增多，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婚姻问题专家刘汶蓉等表示，从长远来看，要建立“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和制度，预防家庭问题发生，促进人的精神健康，促进家庭和社会可持续发展。